内容提要如何建构后现代科学已经成为有关学者的中心话题。道家人道主义的自然观对于后现代科学启蒙、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对于科学的人性化以及中国传统科学的潜在模式，对于未来科学，这三方面的意义均应认真研究。 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表明，作为建构科学理论的方法，“模型论”比“公理论”更适合于现代科学。“模型论”把理论看作一簇与经验同构的模型，以模型化而非公理化的方法表达理论，用“同构”的概念来说明理论与客观对象之间数学的和物理的关系，作为一种抽象的形式反映客观对象。发现诸结构的这种同构关系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从原始观察陈述出发推论出尚未观察到的一些有关的命题，而这些推论的结果又可以成为新的初始命题，不断地去寻找越来越多的可观察性质。
如何建构后现代科学已经成为有关学者的中心话题。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后现代性，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可能会重新获得其生命力。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在我看来，道家人道主义的自然观对于后现代科学启蒙、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对于科学的人性化以及中国传统科学的潜在模式，对于未来科学，这三方面的意义均应认真研究。
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老子和庄子，不仅意识到当时的文化困境，而且深刻地顿悟到文化对人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所导致的人类与自然界的疏离，从而构想出依据理性的引导复归于自然之“道”的理想出路。老子和庄子曾依据认识的相对性十分尖锐地提出人类知识的可靠性和合理性问题，即人类知识的基础和是否能给人以幸福的问题。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善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具有现实意义。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一个世纪来连续不断地更替着的动荡不安，把个人、社会和环境三个层面的不安全都展现在人类面前。这种世界性的社会危机正是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对人的严重异化的表现。对待当代世界文化危机的态度，依然如历史上所表现的那样，即理性与反理性对立。这种对立的新特点是，反理性从怀疑科学理性走到了明确反对科学的地步，从而导致科学人文主义诞生。
当代科技文明的困境要求科学人性化。美国科学史家G．萨顿（1884～1916）早在1920年就发出了“科学必须人性化”的呼吁。把中国看作科学人文主义肇源地之一的李约瑟博士提示说，“没有什么比欧美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合流更伟大”（1942年）。由于未来科学必定要以伦理道德为最高目标，因此儒家伦理价值可能对科学人性化的进程发挥作用。有什么可能的进路可以实现儒家伦理价值对科学的影响呢？从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价值的政治化，我联想到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的可能性。按社会中轴转换原理，一切都取决于社会中轴，在权势社会的古代中国儒家伦理价值的政治化是必然的，而在未来的智力社会中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也是必然的。从现代的立场看，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价值政治化是消极的，而未来的“儒家伦理价值科学化”则是积极的。这样的思想对即将逝去的现代来说可能被认为是“落后的”，而对于不算遥远的未来来说它却是“超前的”。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包括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两个方面，人文为合目的性提供基础，而科学则为合规律性提供基础。一般说来，道德与科学是独立的，但当涉及到历史的和心理的动力时，科学需要以道德标准为基础，而在涉及规范的实现时道德就不得不依赖科学了。文化价值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经验结晶的观念部分，其基本价值决定人们的生活目标和社会目标。把基本价值注入科学规范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科学精神———后现代科学精神。在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想的关系已成为科学与人文关系的核心问题的今天，为未来的新科学设计“后现代”科学观的任务已不能再忽视了。
当今的中国文化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科学成分还在争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已由于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诸卷的陆续出版而基本上解决了。虽然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不是理论性的科学，而是经验性的准科学或前科学，但他为中国科学传统在产生未来的新科学中安排了崇高的地位。李约瑟研究的不足在于，他没有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理论特征。如果我们不把公理论看作科学理论的惟一特征，那么中国古代似乎也可以说有理论科学。这要从东西方主导自然观的“生成论”与“构成论”的区别谈起。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所谓“本原”意指一切存在物最初都由它生成，或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我把前一种观点称之为“生成论”，而把后一种观点称为“构成论”。“生成论”和“构成论”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变化是“产生”和“消灭”或者“转化”，而后者则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生成论”和“构成论”的差别是造成东西方传统科学差异的总根源。因为“生成论”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因为“构成论”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结构模式，适合于几何描述，而几何形式又易于发展演绎推理，于是形成了西方传统科学的结构的、几何的、公理论的特征。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表明，作为建构科学理论的方法，“模型论”比“公理论”更适合于现代科学。“模型论”把理论看作一簇与经验同构的模型，以模型化而非公理化的方法表达理论，用“同构”的概念来说明理论与客观对象之间数学的和物理的关系，作为一种抽象的形式反映客观对象。发现诸结构的这种同构关系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从原始观察陈述出发推论出尚未观察到的一些有关的命题，而这些推论的结果又可以成为新的初始命题，不断地去寻找越来越多的可观察性质。如何建构后现代科学已经成为有关学者的中心话题。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后现代性，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可能会重新获得其生命力。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在我看来，道家人道主义的自然观对于后现代科学启蒙、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对于科学的人性化以及中国传统科学的潜在模式，对于未来科学，这三方面的意义均应认真研究。
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老子和庄子，不仅意识到当时的文化困境，而且深刻地顿悟到文化对人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所导致的人类与自然界的疏离，从而构想出依据理性的引导复归于自然之“道”的理想出路。老子和庄子曾依据认识的相对性十分尖锐地提出人类知识的可靠性和合理性问题，即人类知识的基础和是否能给人以幸福的问题。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善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具有现实意义。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一个世纪来连续不断地更替着的动荡不安，把个人、社会和环境三个层面的不安全都展现在人类面前。这种世界性的社会危机正是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对人的严重异化的表现。对待当代世界文化危机的态度，依然如历史上所表现的那样，即理性与反理性对立。这种对立的新特点是，反理性从怀疑科学理性走到了明确反对科学的地步，从而导致科学人文主义诞生。
当代科技文明的困境要求科学人性化。美国科学史家G．萨顿（1884～1916）早在1920年就发出了“科学必须人性化”的呼吁。把中国看作科学人文主义肇源地之一的李约瑟博士提示说，“没有什么比欧美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合流更伟大”（1942年）。由于未来科学必定要以伦理道德为最高目标，因此儒家伦理价值可能对科学人性化的进程发挥作用。有什么可能的进路可以实现儒家伦理价值对科学的影响呢？从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价值的政治化，我联想到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的可能性。按社会中轴转换原理，一切都取决于社会中轴，在权势社会的古代中国儒家伦理价值的政治化是必然的，而在未来的智力社会中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也是必然的。从现代的立场看，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价值政治化是消极的，而未来的“儒家伦理价值科学化”则是积极的。这样的思想对即将逝去的现代来说可能被认为是“落后的”，而对于不算遥远的未来来说它却是“超前的”。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包括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两个方面，人文为合目的性提供基础，而科学则为合规律性提供基础。一般说来，道德与科学是独立的，但当涉及到历史的和心理的动力时，科学需要以道德标准为基础，而在涉及规范的实现时道德就不得不依赖科学了。文化价值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经验结晶的观念部分，其基本价值决定人们的生活目标和社会目标。把基本价值注入科学规范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科学精神——后现代科学精神。在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想的关系已成为科学与人文关系的核心问题的今天，为未来的新科学设计“后现代”科学观的任务已不能再忽视了。
当今的中国文化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科学成分还在争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已由于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诸卷的陆续出版而基本上解决了。虽然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不是理论性的科学，而是经验性的准科学或前科学，但他为中国科学传统在产生未来的新科学中安排了崇高的地位。李约瑟研究的不足在于，他没有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理论特征。如果我们不把公理论看作科学理论的惟一特征，那么中国古代似乎也可以说有理论科学。这要从东西方主导自然观的“生成论”与“构成论”的区别谈起。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所谓“本原”意指一切存在物最初都由它生成，或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我把前一种观点称之为“生成论”，而把后一种观点称为“构成论”。“生成论”和“构成论”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变化是“产生”和“消灭”或者“转化”，而后者则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生成论”和“构成论”的差别是造成东西方传统科学差异的总根源。因为“生成论”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因为“构成论”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结构模式，适合于几何描述，而几何形式又易于发展演绎推理，于是形成了西方传统科学的结构的、几何的、公理论的特征。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表明，作为建构科学理论的方法，“模型论”比“公理论”更适合于现代科学。“模型论”把理论看作一簇与经验同构的模型，以模型化而非公理化的方法表达理论，用“同构”的概念来说明理论与客观对象之间数学的和物理的关系，作为一种抽象的形式反映客观对象。发现诸结构的这种同构关系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从原始观察陈述出发推论出尚未观察到的一些有关的命题，而这些推论的结果又可以成为新的初始命题，不断地去寻找越来越多的可观察性质。
